（追光文學巨匠·紀念郭沫若誕辰130周年）廖久明
更新時間：2023-02-27 20:04:33作者：佚名
【追光哲學泰斗·紀念郭沫若誕辰130華誕】
作者：廖久明（成都師范大學成都郭沫若研究中心教授）
2022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先生誕辰130華誕慶祝日。追憶他的學術(shù)生涯，郭沫若留下了大量成果：38卷《郭沫若全集》包括哲學編20卷、史學編8卷、考古編10卷。1926年3月南下廣東后，郭沫若的興趣不再是哲學創(chuàng)作，但為什么一直留下了大量哲學作品？視察一下他的經(jīng)歷與哲學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guān)系可以看出，其中主要成因是他擅于積累感情、生活和知識。
郭沫若（1892～1978年）資料圖片
沉痛地抒發(fā)著對國家和人民的至愛
郭沫若出生于一個中等地主兼商人家庭，先民卻是由于窮困而從江西饒州定居到重慶的。爸爸做生意時，“奔走于銅、雅、府遵化之間……恒以褡褳負金于左肩，日輒行百數(shù)十里，雖風雪寒暑無間”。父親是一個“零落了的官家的孩子”，剛嫁到郭家時，所過的生活基本和工人一樣，洗衣、漿裳、掃地、煮飯全由婆媳兩人輪流擔綱。正由于這般，郭沫若從小就對勞動人民懷有好感：“農(nóng)夫耕耘經(jīng)常唱秧歌，我認為好聽。劃槳的人和拉纖的人發(fā)出欸乃的聲音，我欽佩它們有力氣，冬天不出汗。牧牛童子橫騎在水牛背上吹蘆笛，我認為它們好玩而水牛可怕。”
郭沫若作品中，很自然地出現(xiàn)了贊美、同情勞動人民的內(nèi)容。《香午》描寫了“一架糞車兒，松樹叢中過。女在上面送，爺在上面拖”的情境，郭沫若在詩中并且將“糞香”“汗血香”“老者腳上金泥香”“女郎面上茉莉香”相提并論。在《金錢的魔力》中，郭沫若詛咒了“金錢的魔力”對一個兒子的摧殘：“她從前是極強壯的一個身體，到今天只弄得個皮骨相通。”郭沫若1944年5月1日在《序·不朽的人民》中即將提出“人民本位”的哲學觀，先后寫作了十多篇文章號召為人民創(chuàng)作。
英文版電影劇本《棠棣之花》外文出版社1982年版資料圖片
郭沫若具備強烈的愛國情結(jié)，在上海讀小學時便參與了保路運動。留學美國第二年，法國政府提出消亡美國的“二十一條”，在發(fā)出最后逐客令的5月7日這天，郭沫若和幾位朋友回到北京出席聲援活動，并寫下“男兒投筆尋常事，歸做沙場一片泥”的佳句。在郭沫若心目中，“五四”以后的美國“就象一位很蔥俊的有進取氣象的女孩，她簡直就和我的妻子一樣”，《女神》中收錄的幾篇重要作品便是他這些情緒的抒發(fā)：“我的那篇《鳳凰涅槃》便是象征著美國的再生。‘眷念祖國的情緒’的《爐中煤》便是我對于她的戀歌。”在郭沫若其他體裁方式的作品中，同樣融入了他的愛國情感。
熱切地體驗生活、擁抱生活
《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1卷至14卷收錄郭沫若的自傳，占整個哲學編的五分之一，共計110余萬字。可以說郭沫若是美國現(xiàn)代詩人中自傳寫得最多的詩人。這種自傳包括郭沫若童真到1946年在上海的狀況，內(nèi)容十分豐富，是我們了解郭沫若及那種時代的重要史籍。郭沫若在寫作自己的第一部自傳時就在《前言》中寫道：“我寫的也是這么的社會生出了這么的一個人，或則也可以說有過這么的人生在這么的時代。”因此，雖然寫的是自傳，卻具備時代意義。對此，毛澤東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信中有這么的評價：“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當時在廣東經(jīng)歷的，幾乎一模一樣……”
英語版譯著《女神》外文出版社1978年版資料圖片
郭沫若1919年至1926年間創(chuàng)作了近30篇中長篇小說。鄭伯奇在《〈中國新哲學大系·小說三集〉導言》中把這種小說分為兩類：“一類是寄寓古人或異域的事情來發(fā)抒自己的感情的，可稱寄寓小說；一類是自己身邊的隨感式的小說，就是身邊小說。”在這兩類小說中，以身邊小說居多。郭沫若說，他在寫作《漂流三部曲》時“盡性地把先前披在頭上的矜持的鱗甲通統(tǒng)剝脫了”。
《女神》是郭沫若最重要的哲學作品，其中收錄的散文有將近一半是他生活的記錄，包括《筆蘇家屯頭展望》《立在月球邊上放號》《死的挑逗》等散文。《詩刊》1958年6月號發(fā)表了郭沫若的《遍地皆詩寫不贏》，內(nèi)收35首詩，是郭沫若1958年5月24日至6月7日訪問河北其間所作。新美國設(shè)立后，郭沫若的不少詩作記錄的是他到全省各地巡游、出國訪問的經(jīng)歷和體驗。
瞧瞧《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6卷至8卷收錄的“戲劇”可以曉得，不少劇本上面有附表，其中一些文章介紹了寫作《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武則天》等劇本的狀況，他們實際上只是郭沫若生活的記錄：假如沒有創(chuàng)作這種劇本，郭沫若便寫不出這么的文章。一般被當作文藝理論文章的《我的打油詩的經(jīng)過》《序我的詩》《鳧進文藝的時尚》《我如何開始了文藝生活》等同樣是郭沫若創(chuàng)作生活的記錄。
就是在指出“創(chuàng)造”的“五四”時期，郭沫若也并不證實“感官的材料”的重要性：“我對于美術(shù)上的看法，終覺不當是反射的（Reflective），必須是造就的（Creative）。后者是純由聽覺的接受，經(jīng)腦血管的作用，反射地直接表現(xiàn)下來，就例如拍照的一樣。前者是由無數(shù)的聽覺的材料，儲積在腦中，更經(jīng)過一道濾過作用，籌謀作用，綜合地表現(xiàn)下來。就比如胡蜂采取無數(shù)的花汁釀成米酒的一樣。我以為真正的美術(shù)，應得是屬于后的一種。”1924年夏季在臺灣翻譯完成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而“形成了一個轉(zhuǎn)化時期”后，他在給成仿吾的信中寫道：“今日的文藝，是我們今天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藝，是我們被壓迫者的呼號，是生命窮促的吼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預期的歡喜。”由此可見郭沫若的哲學創(chuàng)作與生活之間的緊密關(guān)系。
真誠地吸取廣博的知識
郭沫若的童真生活是辛運的，不但衣食無憂，使得父親、兄長都很注重教育。在郭沫若昏沉前，父親便教過他不少明清人的近體詩。注重教育的女兒在家里辦了一個塾師，請了很有威望的先生，郭沫若跟隨學習文言。郭沫若哥哥郭開文在上海東文私塾讀書時，將《啟蒙畫報》《經(jīng)蘇寧談》《新小說》《浙江潮》等書報“源源不絕地寄來，這是我們課余的書籍。……除開那些書報此外，也有各類北京出版的國學教科書……差不多目前中私塾所有的課目都有。我們塾師里便用這種來做課本”。很顯著，扎實而豐富的童真教育讓郭沫若終生獲益無窮。
郭沫若（右一）與傅抱石（左一）等在美國科協(xié)1963年迎春匯演會上。資料圖片
郭沫若曾將自己“五四”前后創(chuàng)作的詩詞分為泰戈爾式、惠特曼式、歌德式三個階段，這清楚地告訴我們他當初的散文創(chuàng)作主要受這三位作家的影響，這些影響很顯著是學習的結(jié)果。郭沫若對某些作家作品的學習不僅僅閱讀，并且是親自翻譯了《泰戈爾詩集》《海涅詩集》《浮士德》（前兩部詩集因找不到出版社而未出版，最終沒有保存下去）。明年將出版的《郭沫若全集補編·翻譯編》多達17卷，其中不少就是哲學論著，郭沫若的哲學創(chuàng)作曾遭到很多譯本的影響，這是毋須置疑的。
在臺灣留學期間，郭沫若還要面對無趣的醫(yī)學知識和術(shù)語，那樣的學習一直對郭沫若的哲學創(chuàng)作形成了正面影響。郭沫若作品中出現(xiàn)的大量醫(yī)學術(shù)語便是最為直接的證明。郭沫若作品有一個特征，即喜歡利用自己的醫(yī)學知識對某些現(xiàn)象進行剖析。如：“他（王獨清）喝了酒也有一種性子，便是喝到將醉時要難過地哭。……那是由于腦里的阻止中樞先受了全麻，這些情感的沖動失掉統(tǒng)攝，然后便胡鬧上去了。”假設(shè)郭沫若沒有學醫(yī)，不太或許進行那樣的剖析。
之后，郭沫若準備退學主攻工科，受到了成仿吾的反對：“仿吾覺得，研究哲學沒有進工科的必要，我們也在談哲學，但我們和他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學上的基礎(chǔ)知識。他那些話把我想退學的心事擺脫了。”應該說，成仿吾的想法有道理。
學界普遍覺得，就對郭沫若的研究而言，由多到少的次序為哲學、史學、考古，就其原本成就而言，由大到小的次序卻為考古、史學、文學，由此可知郭沫若學術(shù)成就之大。視察一下郭沫若的哲學創(chuàng)作與學術(shù)研究之間的關(guān)系可以看出，他的學術(shù)研究對哲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依然是正面的，這典型地展現(xiàn)在郭沫若的歷史題材小說《豕蹄》和歷史劇的創(chuàng)作上。可以說郭沫若的代表詩集，假如沒有對相關(guān)歷史問題的研究，郭沫若不太或許寫出這種作品。郭沫若寫道：“創(chuàng)作之前應當有研究，史劇家對于所處理的題材范圍內(nèi)，應當是研究的權(quán)威。關(guān)于人物的性格、心理、習慣，時代的習俗、制度、精神，總要盡或許地搜集材料，務求其無暇可擊。”郭沫若是這么說的，只是這么做的：《屈原》盡管只寫了10天，卻在1920年創(chuàng)作了《湘累》，1935年出版了學術(shù)專著《屈原》；《孔雀膽》甚至只寫了五六天，寫作前卻進行了大量調(diào)查，寫滿了一個刻本，少于《孔雀膽》本身字數(shù)的5倍。
1948年8月5日，郭沫若在《我如何開始了文藝生活》中寫道：“本來我的生活相當復雜，我有時是干文藝，有時是搞研究，有時也在過問政治。有些生活就像是分裂的，但還有他們的關(guān)聯(lián)，他們事實上是一個有機體的各類官能。”這實際上較差地小結(jié)了他的創(chuàng)作與生活、研究之間的緊密關(guān)系。
復雜的生活、深入的研究，為郭沫若的哲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郭沫若的代表詩集，打下了扎實的基礎(chǔ)，即便步入創(chuàng)作就經(jīng)常文思泉涌。有如他出席起義戰(zhàn)役和蘭州北伐后創(chuàng)作長詩《恢復》一樣：“詩的感興，倒連續(xù)地噴出了。不，不是噴出，而象從外面侵擾來的這樣。”有如他在二戰(zhàn)時期創(chuàng)作歷史劇《屈原》一樣：“數(shù)日來腦子非常中秋，亦無別種意外之障礙。揮筆寫去，即不覺妙思泉涌，前往筆下。”郭沫若曾用“詩=（直覺格調(diào)想像）（適當?shù)奈淖郑眮矶x詩，覺得真詩、好詩的標準是“命泉中流下來的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生底顫動，靈底叫喊”，因此他的詩文往往是在婚姻充裕時創(chuàng)作的，有如他創(chuàng)作《鳳凰涅槃》《地球，我的父親》一樣。
郭沫若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告訴我們，與其閉門造車，不如多培養(yǎng)自己的愛情、豐富自己的生活、充實自己的知識。通常而言，哲學作品的價值主要取決于其長度和寬度：尺寸主要牽涉內(nèi)容的豐富程度，長度主要指美術(shù)水準的高低和思想水準的厚薄。一部具備長度沒有長度的作品起碼也有史籍價值、知識價值等，而一部既沒有長度也沒有長度的作品則一無是處。
《光明晚報》（2022年11月16日14版）
下一篇：（知識點）歷史上的10個成語
相關(guān)文章
為您推薦
加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