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年薪百萬招應屆生，京滬深如何應對二三線城市人才爭奪？
更新時間：2024-05-28 17:30:58作者：佚名
除了華為“花重金引進人才”的決心，更大的背景是近年來南京、西安等城市展開的一輪又一輪的人才爭奪戰，住房、落戶、補貼等地方人才政策的出臺和落實，都在推動全國人才格局的重塑。
那么，面對二三線城市的覬覦，北上深該如何打造人才高地？這三個一線城市，哪個城市的人才政策更“囂張”？又是誰最有決心一擲千金買人才？一系列人才政策，哪些能解決現實問題？
本文通過對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創新人才政策的分析，揭開其中的秘密。
01
北京、上海、深圳：哪個城市的性價比最高？
隨著大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生活壓力的增大，城市的“性價比”成為創新人才必須關注的話題。
為了建立客觀、可靠的城市創新人才吸引力評價指標體系，筆者從CNKI中選取了被引次數最多的10篇人才吸引力評價文章，提取了文章中的評價體系并對指標進行了統計分析。通過選取重復率較高的指標并進行整合梳理，結合創新人才的特點，最終確定了本文所采用的指標，包括4個一級指標和16個二級指標。同時，筆者對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創新人才吸引力進行了指數分析，如表1所示。
為了方便對各項指標進行比較，筆者計算了各城市的指標占三座城市指標總和的比值，并制作了雷達圖，如圖1所示。
（1）居住環境
三座城市的房價水平相差無幾，深圳商品住宅價格與城鎮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最高，約為0.93，即購買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需要城鎮居民93年的可支配收入，而北京和上海的該比率較低，分別為0.82和0.79。
總體來看，上海社會公共文明、醫療衛生、道路交通環境等指標均高于另外兩座城市。以醫療衛生環境指數為例，上海每萬人擁有醫院床位數量為85張，遠超北京的51張和深圳的28張。
北京、上海由于教育資源豐富，在未來發展上具有較大優勢，而深圳作為我國一線城市，教育資源相對匱乏，導致本地創意人才可持續發展能力較弱。在子女教育環境方面，北京、上海公共教育支出占一般預算支出比重均為10.4%，而深圳僅為6%。
此外北京人才網都市，深圳的公共服務水平也應加強，為人才營造安全、宜居的生活空間和氛圍，郵電設施的速度也要滿足人才的需求，政務服務窗口的服務水平也要提高。
（2）工作環境
國際交流展次數體現城市的國際化氛圍，深圳61次/年、北京258次/年、上海335次/年，與北京、上海相比，深圳國際化氛圍水平較低。薪酬方面，三座城市薪酬均在萬元左右，政府科技經費投入比例北京為4%，上海為5.8%，深圳為4.4%，較為持平。
（3）經濟環境
北京、上海、深圳三地人均GDP分別為10.64萬、10.31萬、15.8萬，深圳最高，但深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4633元/年，與北京的52859元/年、上海的52962元/年相比最低，說明深圳貧富差距略大。
從經濟增長來看，上海的優勢較大，近三年上海GDP增速為14.4%，遠超北京的7.3%和深圳的8.5%。經濟發展作為城市存在的根本屬性，對任何城市的發展都至關重要，對致力于推動經濟增長的人才更具有吸引力。
（四）政務環境
相較于北京、深圳，上海在人才創業支持政策上的權重最高，說明“政府環境”對上海人才吸引力的影響最大，使得上海一直保持較高的人才吸引力水平。而一大批旨在引進高層次人才的計劃的實施，也為上海實現人才聚集鋪平了道路。
02
北京、上海、深圳的人才政策哪一個最有效？
在認識到創新人才的重要性后，哪個城市的人才吸引政策最有效？本文回顧了2012年至2016年北京、上海、深圳的人才政策。
政策量化分析
從上圖可以看出，2012年至2016年北京的政策數量呈現U型分布，其中2012年政策數量最多，隨后減少至2014年最低，2014年至2016年數量有所回升。原因推測是基于201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2010-2020年）》的指導思想，北京發布了《北京市人才發展規劃綱要》北京人才網都市，并在隨后的2011年、2012年迅速出臺各項人才引進政策，而到了2014年，到了規劃中期，各項政策已經比較完善，因此略有放緩，2015年以后又開始蓬勃發展。
上海人才政策總體呈“S”字形分布，2012年數量最多，2015年再創新高，之后略有下降，這是因為政策比較齊全，所以略有放緩。2016年，為了給人才松綁，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實施意見》。“新人才政策”30條意見在前幾項政策基礎上，進一步降低門檻，增強可操作性。
近五年來，深圳已制定出臺43項與高層次人才相關的政策，平均每年8.6項，涵蓋高層次人才引進、培養、激勵、優待等各個方面。其中，2012年和2016年出臺的人才政策數量最多，達到13項，而2013年僅有4項人才政策。研究政策文本得知，2012年，深圳“孔雀計劃”開始實施，由于政策長期性，為避免重復冗余，隨后相應縮減。2013年至2016年，政策數量回升，反映出深圳對海內外高層次人才的重視和需求在逐年增加。
文本類型分析
文件類型是指政策出臺的形式。本文將三市政策文件分為通知、條例、方案、細則、意見、辦法、決議、大綱、方案等九類。文件類型根據政策層級、落實程度、目的等因素確定，具有不同程度的規范性、約束性、指導性和可操作性。
通過對2012年至2016年北京市人才相關政策類型進行分類，可以發現“辦法”、“通知”和“細則”占比最高，分別為38.9%、27.8%和22.2%。其中，“辦法”政策框架完整，對程序和條件規定較為明確，對具體實施情況有詳細的描述，規范性、約束力強；而“通知”政策層級較高，實施細則以其他政策為補充，指導性和可操作性較弱；“意見”既涉及政策的總體原則，又涉及政策的具體實施，規范性和約束力強，同時具有很強的指導性和可操作性。
上海近五年的人才政策可以分為“條例”、“意見”、“方案”、“辦法”、“方案”和“細則”六種類型。其中，條例、意見、方案規范性和約束性更強，共計11項，占比58%；另一類是具有較強指導性和可操作性的辦法、方案和細則，占比42%。可見，上海的政策傾斜比較均衡，覆蓋面比較廣，相對均衡的政策更能增加對人才的吸引力。
深圳的人才政策中，規范性、約束性較強的法規、意見、方案等11件，占比25.6%，而指導性和可操作性較強的辦法、方案、細則等則占比74.4%。前者往往從宏觀層面對高層次人才政策提出要求，后者則是對具體方面進行細致闡述，體現出深圳五年來的人才政策更加趨向務實、更具操作性，對高層次人才相關優惠政策進行了細致闡述，減少了人才引進的政策阻力。
03
政策工具視角下的人才政策分析
（1）水平維度：政策類型維度
本文借鑒Rothwell的研究方法，采用供給側政策、環境政策和需求側政策的分類方法。
其中，供給導向的政策工具對吸引人才有較強的推動作用，需求導向的政策工具有拉動作用，環境政策工具對吸引人才有間接作用，如圖4所示。
（2）垂直維度：政策重力維度
人才政策作為城市吸引力中重要的政策力量，往往成為就業選擇城市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充分發揮人才政策的吸引力，考驗著決策者的智慧和能力。綜合以上對人才政策的分析和城市創新人才吸引模式的總結，人才政策的吸引力通常可以歸納為生活環境吸引力、工作環境吸引力、經濟環境吸引力、政府環境吸引力四個方面。詳見圖5。
本文以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人才政策文件為基本分析單元，對每項政策所包含的政策單元進行編碼，形成編碼表。
如表5所示，北京的政策工具以供給導向和環境導向為主，分別占比43.7%和42.3%，需求導向政策相對較少，占比僅為16.3%。供給導向政策是維持人才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環境政策為城市人才吸引提供了積極的氛圍，需求導向政策為城市不斷審視自身、主動尋找自身不足提供了重要動力。
上海綜合運用供給側、需求側和環境政策工具，并細分為10個細分領域。
在三類政策工具中，上海供給型政策工具占比約為43.3%，使用頻率最高，反映出上海政府部門非常重視營造有利于吸引人才的供給型政策環境。進一步分析發現，2012年至2016年的供給型政策中，資金投入占比相當高，其次是人才培訓，再次是人才信息支持和基礎設施建設，三類占比加起來不到30%。這說明上海在供給型創新政策工具方面最重視資金投入和人才培訓。
從表中可以看出，深圳市綜合運用了供給導向、需求導向和環境導向的政策工具，其中供給導向的政策工具運用最多，占比57.05%，需求導向的政策工具運用最少，僅占比8.05%。深圳市的財政支持力度很大，但人才培養政策和人才信息支持政策卻十分有限。單純依靠人才引進在快速發展時期優勢明顯，但從長遠來看，人才培養才是應對時代挑戰的最根本途徑。
北京、上海、深圳政策吸引力維度分析
北京的人才政策工具側重于經濟供給和環境，如圖6所示。這是因為北京擁有首都和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雙重身份，并受到政策支持，具有天然的競爭優勢。但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大背景下，北京仍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高房價等生活成本壓力也讓人才不愿留在北京。因此，只有重視經濟政策支持，解除人才后顧之憂，才能顯著提高人才的留存率。
上海供給側政策工具的側重點主要集中在資本投入和人才培養上，如圖7所示。2012年以來，上海對資本和人才的重視程度在某些年份有所下降，但總體上保持了持續加強的趨勢。其他三類政策工具雖然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成為政策工具的主流，但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在深圳的政策工具中，政府支持力度大于其他三個。但是從前面的分析來看，政府維度的政策工具雖然在占比上有優勢，但大多偏重規范性，操作性不強，如圖8所示。在四個重力維度中，工作維度的政策工具占比最低。究其原因，這與占比第二大的經濟維度有很大關系。很多高層次人才往往獲得大量經濟補貼，使得經濟維度的政策增多，導致工作維度的政策缺口很大。
04
京滬深：如何種好“梧桐樹”
通過梳理、對比、總結，梳理出北京人才政策發展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少而偏”，即人才缺口問題尚未引起政府部門的重視，導致政策缺失；第二階段為“多而亂”，政府部門紛紛提出培養引進人才的政策導向，各類政策百花齊放，但缺乏集中協調、優化分類；第三階段為“精而全”，即經過不斷優化，政策體系已達到最優狀態，各機構、部門根據人才需求的緊迫程度英語作文，得到不同程度的政策傾斜。
因此，向北京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整合人才管理部門，明確管理主體，實現人才政策統一制定、統一發布、統一實施。北京正面臨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和產業全面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科技水平高端、創新實踐能力優秀、示范效應強的綜合型人才是政策對象，要列為首要目標，高度重視、大力支持。
二是明確人才需求類型，發現人才缺口，提高人才引進的針對性；立足首都教育資源，把人才引進轉化為人才培養，為北京人才長期供給提供動力。
三是政策導向將逐步由注重引進人才轉向培養與引進并重，為北京人才的長期供給提供動力。
新政策實施一年來，政策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對于上海而言，人才發展的體制機制仍然存在瓶頸，需求導向型政策較少，難以帶動市場需求。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城市，上海仍然缺少頂尖人才，缺乏真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高層次人物，創新團隊亮點不多；科技成果轉化收益率低；人才管理機制缺乏活力。筆者對上海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要創新人才制度，統一人才市場。要牢牢把握上海人才發展“科教興市、人才強市”的核心理念；在規劃重點上，政策要向符合上海“四個中心”建設的緊缺人才傾斜，加快引進一批海外高層次人才。要破解人才市場壟斷問題，人力資源市場需要整合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人力資源市場，實現現行體制改革。
二是構建工作機制，整合教育資源。上海需要引進一批符合“四個中心”建設需要的海外人才，通過招標方式，重點遴選一批公共機構，引進國際高水平創新科研和管理團隊。為適應上海產業結構升級要求，需要整合創新教育資源，允許高校自主調整學科專業，進一步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
三是改革教育體制，培養綜合型復合型人才，進行體制創新，整合人才市場，把江浙優秀人才納入使用范圍，提供相關保障，實現長三角地區人才共享。依托上海人才資源數據庫提供的信息，建立基于多層次網絡、多學科聯動的人才需求機制，建立基于現代信息技術的“人才共享”信息平臺體系。
筆者從數量、文件類型、多維度對深圳近五年的人才政策進行梳理分析后，認為深圳應重點抓好以下兩點：
1、人才政策制定應盡量避免過多的規范性和約束性，政策文本內容應符合文本類型特征。人才政策制定應從執行角度出發，同時強調政策的引導性，控制約束性，以人才為中心，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避免政策標題與文本內容沖突、形式主義。
2.利用既有經濟優勢，推動多維度人才優惠政策發展，全面提升城市人才吸引力。根據不同時期城市對各類人才的需求情況，適時調整各方向政策比重，提高人才政策效率，吸引一大批不同需求的高層次人才，為深圳經濟發展注入更多活力。
（作者王偉為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城市管理系主任，竇嘉榮為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生）
程叔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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