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貸泛濫，負債群體逐年上升，年輕人為何逾期成謎？
更新時間：2024-06-18 16:48:32作者：佚名
匯豐銀行曾發布調查報告稱，中國90后總債務接近22萬億元，平均每人負債12.79萬元。龐大的數字讓人吃驚，深陷債務泥潭的人們也首次發現，還有比自己陷入更深困境的人。
這個話題很快就成為了熱門話題，并很快被其他話題淹沒了，但我還是想知道這些債務人是誰，以及他們為什么逾期。
在提交了信用記錄和體檢報告后，我成功加入北京一家討債公司，正式成為一名討債員。
我經手的案件中，年輕人占了一半，有創業者，有賭徒，有剛畢業的上班族，在公司體制內，這些人被統稱為“欠債人”。
債務一旦成立，很少有人能逃脫追蹤。即使你換了電話號碼，討債公司仍然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找到你。通過物業公司、電信公司、社區居委會等你留下過痕跡的地方，討債公司總能在你的社交網絡的每一個節點找到你。
大部分逾期的人都背負著不止一筆債務，有時為了擺脫一個體系的債務，反而成為另一個體系的“債務”，直至整個體系崩潰。
一
作為一種隱秘而又普遍存在的職業，職業討債經常與“暴力”、“脅迫”等標簽一起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我加入的“信用管理公司”從事討債業務已有10年，公司承接的業務基本覆蓋所有信貸渠道：信用卡貸款、車貸、螞蟻花唄、微利貸等小額貸款。
一位公司高管告訴我，自2019年央視315晚會曝光討債亂象后，整個行業都承受著壓力，公司也被禁止撥打債務人的電話簿。直到今年風頭漸漸過去，這一限制才悄然解除。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討債并不一定需要暴力。“當身邊的人都知道他欠錢不還時，這個人基本上就完了，”這位主管說。
這一點從該公司的部門結構不難發現：線上追債人員占到了總員工的90%，剩下的一個部門是實地調查部門，也就是線下追債。
上班時間嚴禁使用個人手機，各部門均設有員工手機上鎖箱。
經過5天的專業培訓和上交手機后，我被分配到微眾銀行催收部門，面對的客戶主要是微眾銀行小額貸款的逾期債務人。
我上任第一天，主管就從系統中挑出141個3000元以下的逾期案例交給我，這些客戶預留的電話基本都打不通，而由于“額度太小”、傭金有限，其他信貸控制員也不愿意浪費時間。
當然，主管也沒指望我會去追這些“未了的債”：“先打個電話熟悉一下流程。”
我發現，榜單上最年輕的23歲，最年長的45歲，其中超過半數都是90后，因此這批年輕人也成為了我關注的重點。
當我給第21個人打電話的時候，我問了一個所有信貸控制員都會問的問題：如果這些人真的不還錢怎么辦？我的導師，也是我們組里為數不多的“資深信貸控制員”，給了我一個含糊其辭的回答：只要我們能聯系到他們，就不用擔心他們不還錢。
前不久，我的導師就遇到過一個債務人長期未還款的案例，債務人是陜西省一個貧困縣的居民，最后實地調查人員在當地一家醫院找到了他，當時他剛做完心臟手術。
調查結果驚動了父母，他們懇求寬限一個月，最后寬限期縮短到三天，三天后，父母借了4.5萬元，幫他還清了債務。
事后，這名32歲的債務人生病期間曾向該公司投訴討債，但并未得到任何處理。“討債投訴和還債投訴完全是兩碼事，如果是在討債期間，任何投訴都是很嚴重的，但還清債務后，他想投訴多少就投訴多少，因為公司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這位師傅說。
二
公司的辦公室不是很大，一扇常閉的玻璃門把里面分成兩個世界。門外是行政區，環境安靜，氣氛輕松；門內則是另一個世界，充滿了猜疑、質疑和威脅。
我剛進入這個世界的時候，一個討債人正在和一個債務人談話，討債人的情緒反映在他聲音的大小上：“（高聲）你現在能應付嗎？（懷疑）你現在能應付嗎？（高聲）我問你現在能應付嗎？”
“討債不是客服。”培訓第一天，老師就提醒我們：“你們是金融行業的法警。”
雖然禁止言語攻擊，但接到催款電話時，你也不要指望對方會彬彬有禮。當然，你可以選擇掛斷電話，這樣會接到更多電話。
公司規定，每筆債務，催收員每天最多可以撥打5次電話，如果超過限制，將面臨解雇、扣月績效等處罰。實際操作中，這位主管告訴我，最多不能超過8次電話。“規定不是萬能的”，他說。
我接手的第二起案件，每起案件金額變化較大，最大一宗為24萬元，已逾期2年半。此前三位同事的催收調查顯示，“債權人”（公司對債務人的統稱）在河南有三家公司，分別是印刷廠、混凝土廠和水果店。
該“債務人”稱，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前面兩家工廠都破產了，我欠了很多錢”，只有一家水果店還在營業，他暫時無力償還。
其中還有一條被標注為“敏感”的信息（一般只有被投訴過或者有特殊身份的案件才會被標注為“敏感”），顯示一名討債人曾給自己12歲的女兒打電話，遭到“債務人”投訴。
“除了正常的投訴，我們每天要接到40多個電話，打完電話他們就掛斷了。”接手此案的一位討債人告訴我，“這是他案件的敏感點，也是我們可以給他施壓的點。”
情感追收又稱感情催收，是利用債務人對其家人的牽掛進行追債的一種方式；另一種是法律追收，適合于文化程度較低或法律知識缺乏的客戶，包括但不限于“向征信局報告”、“限制旅行”、“列為不誠信債務人”等。
“有時你會表現得更嚴肅一些。我們這個行業，我們會同時使用恐嚇和欺騙手段，否則就不可能拿到錢。”這位同事說。
三
該公司規定，每個收債員每天必須撥打至少40個電話，這些電話大多數要么被拒絕，要么被關機。
一位入職一年多的同事告訴我，每一批案件的接通率不到5%。事實也確實如此。在我的案件庫里，“暫時失聯”和“徹底失聯”是最常見的兩個標簽。因此，催收人員大部分時間都在努力尋找債務人。
我打電話聯系的第一個人是河北的一位29歲的裝修工人印刷廠實習報告，真正的債務人是他的妻子。
“她在幼兒園當助教，很忙，沒法接電話。”該裝修工解釋道。這是一起3萬元的案件，至少有3名討債人接手，但均未完成還款。
我很想知道，為什么過了一年半，他們夫妻倆還是還不上三萬塊錢。他客氣的語氣里甚至還帶著一絲尊敬。
三年前，他和妻子在當地縣城承包了一個快遞站，一開始一個月能掙上萬塊錢。但沒過半年，縣城就出現了好幾家快遞站，競爭太激烈，每年的承包費也水漲船高，他們很快就沒錢了。
“后來我沒錢給員工發工資，就從微信借了3萬元給他們發工資，但快遞點最后倒閉了，我損失了七八萬元。”他說。
今年疫情來襲，妻子上半年一直沒有工作，最近才找到一份幼兒園助教的工作，一個月能掙2500元。“不是我們不想還錢，只是現在真的很難還，不然也不會欠這么久。”我聽見電話那頭他又點了一根煙，長長地吸了一口。
“你父母能幫你還錢嗎？畢竟每個月還有罰息……”我話還沒說完，他又改了語氣，一字一句強調道，“你以后別再給我父母和公公婆婆打電話了，他們年紀大了，沒有退休金，付不起。”
我作為新手感到很尷尬，也試圖爭辯，但他顯然認為我在撒謊。催收記錄顯示，該公司一共給他和他的妻子打了54次電話。
最后他告訴我，現在還有人欠他一筆裝修的錢，大概兩萬塊錢，年底應該能還清，到時候就先還微信貸。
掛了電話后，我立即來到主管工作站，問他為什么給父母打電話。因為按照規定，如果能聯系到債務人，就不能找第三方來收債。
主管顯然更相信他的說法，“可能是別的公司打來的，債權人有時候會同時委托多家催收公司處理案件。”
關于這筆債務，我在催收記錄中寫道：“債務人愛人還款態度積極，承諾年底前還清部分款項，希望不再打擾其家人”。
四
創業失敗是很多年輕人違約的原因，但賭博也是一大問題。我接手的另一個案子就是如此。
網絡借貸放大了人性的不可預測的一面，被公眾貼上“吸血鬼”標簽的網絡借貸機構、被視為洪水猛獸的追債公司固然需要監管，但在網絡借貸中，人性的陰暗面也值得審視。
接電話時，這位28歲的債務人在浙江一家模具廠擔任保安，他被拖欠的款項看似微不足道，只有2600多元，但已拖欠一年多。
據他描述，一年前，他的弟弟因賭博欠下了80萬，家里來了七八個討債人。他們報警后，前來調查的民警告訴他，這是財務糾紛，對方沒有使用暴力，讓他們自己想辦法解決。
“當著他們的面，我用手機微信、支付寶、京東、拍拍貸等借了所有能借的錢，最后在他們走之前還了7萬元。”他說。
后來，討債的人又來了，這次是不同的人，但手段還是一樣。債務人幫弟弟還了10萬元，自己在家呆不下去了，就隨父母來到浙江打工，而弟弟則一直躲著欠債，下落不明。
“你現在的微信貸款就差2000塊錢，夠你一個月的工資還，要是還不上，你的征信會受影響，到時候你連回家的火車票都買不起。”我勸他。
“我的信用評分一直很差。上個月我剛還了5000元信用卡欠款，還有京東和螞蟻借貸的幾萬元要還，”他說。
之后的聊天中，他大部分時間都在抱怨“分期樂”之類的小貸，他總共借了3萬，最后卻要還4萬，而且還得越多，本金和利息就越高，“早知道就不該還了”。
系統顯示他還有五筆外債沒有還清，主管對這種債務已經習以為常，說：“這種人已經活不下去了。”
賭徒們通常稱討債人為“狗逼”，我問過一個債主這個稱呼從何而來，他給了我八個字：執著不屈，沒有底線。
2020年12月8日，這位已經徹底逾期的網貸債務人變身“狗狗追債人”，用他的話來說，“在信用報告出來之前，我就加入了狗狗追債人”，從而“成為了自己最討厭的人”。
高中畢業前，他到廣東打工，接觸了“彩票”，剛開始的時候，他一次賭贏了一兩萬元，“比我兩個月的工資還多”，但后來就一次次輸，直到輸光了家里給他準備的買車的錢，才知道總共輸了60多萬。
得到這份工作之前，他身上只有300元，送餐用的電動車被盜，手機每天都會收到十幾條扣款失敗、催還貸的短信。
他2020年10月整理的一份債務清單顯示，他共有3萬元未償還的網貸，包括借貸、京東白條、安易華等。他的母親和朋友通過借貸借給他7萬元，加上親戚的借款，他的總債務達到了70萬元。“我的人生徹底失敗了。”
培訓第一天，他一邊學習討債套路，一邊被討債人對峙。“太諷刺了。”他發了一張通話記錄截圖，顯示從早上8點半到下午4點，他一共拒絕了6個討債電話
新工作帶來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2020年11月，蛋殼公寓資金鏈斷裂導致大面積違約，甚至出現租客自殺的極端案例，引發政府高度關注。2020年12月15日，公司系統提醒，蛋殼公寓涉案債務人全部停止催收。
他學以致用，自曝是一名被“蛋殼公寓”騙走的租客，這才暫時躲過了幾次追債風波。
這位“技術債主”還告訴我，他曾經故意用侮辱性的言語激怒催債人員，之后再向網貸平臺投訴，因此獲得了半年多的“免債權”。
新工作只是他東山再起的籌碼，在經歷了一次次“洗白”（輸光所有本金）之后，他依然認為打工不足以還利息，必須繼續賭博才能走出深淵。
五
系統中大多數人都背負著不止一筆債務，而這些案件的描述記錄中都會特別注明“共同債務”（指其他債務）的數額。有時為了擺脫一個系統中的債務，他們反而成為另一個系統的“債務”，直至全部逾期。
一名1995年出生的酒店前臺服務員，是我接手的這個案子中唯一的女性債務人，系統顯示她有5筆債務，3張信用卡，2筆網貸，欠款近10萬元。我打了十幾個電話，終于通過居委會聯系上了她。
一般而言印刷廠實習報告，公司不可以向第三方直接透露債務人的情況，但鼓勵使用暗示性語言。當你提到“有一筆銀行交易未處理”時，通常對方會很快明白。這不僅是對“債務人”施加壓力的方法，也是聯系他（她）的有效方法。
電話里，她對負債的原因含糊其辭，我匯總了其他同事對她的信息后，大致拼湊出了這個小姑娘陷入債務陷阱的經過。
2018年大學畢業后，她從事房地產銷售工作，但從未做過任何銷售，每月2000多元的基本工資根本無法維持生計，于是她又貸了第一筆款，第二筆款，金額從幾千元到幾萬元不等。
有一段時間，作為長女的她不僅要為弟弟支付學費，還要幫家里還清2萬元的貸款。“在平臺上借的錢越多，貸款額度就越高。”在微粒貸平臺上，她目前的貸款額度是4.5萬元，已經用得滿滿的。此外，還有借北、百度優錢花、信用卡等貸款。
從去年開始，她換了份工作，做酒店前臺，一個月工資6000多元，扣除開支后，家里已經所剩無幾。她得知的一個意想不到的信息是，罰息利率會超過貸款利率的50%。她也從來沒有算過。
與其他同事相比，我接手的案件并不那么戲劇化，但他們是陷入信貸網絡的最普通的年輕消費者，他們是銀行報告上的一個數據，是和大多數人一樣的普通人。
我們很難不同情那些努力工作卻依然負債累累的人，但問題和答案也同樣明顯：誰來為他們買單？
（實習記者吳奇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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