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4-05-21 11:18:57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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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的奧斯卡獎”
黃永玉,《魯迅與木刻青年》,1956
人們常常把書籍裝訂視為書籍之外、與“文本”隔絕的技術工作。 其實這和讀書有直接關系。 好的裝訂會給人一種美感,吸引人們去閱讀。 不好的裝訂會破壞人們的閱讀興趣,好的內容也會被埋沒。 因此,愛書之人都注重書籍裝幀的美觀,但魯迅對書籍裝幀的要求尤其高。 他經常親自參與裝訂設計,并將其視為美育工作。
植物標本館上的魯迅手繪圖,下面作為章節分隔符
當人們接觸一本書時,首先看到的就是它的封面。 因此,封面設計是書籍裝幀中的一個重要項目,魯迅非常重視。
魯迅出書時,只是賣手稿,無權咨詢出版情況。 當然,他不能提出任何約束性要求。 他一獨立出書或者有發言權,就在書籍裝幀上下功夫,尤其是封面設計。
魯迅第一本自行出版的書是與作者二弟合譯的《外國小說集》。 封面是魯迅親自設計的。 采用藍色“羅莎”紙,上面印有長方形的德文圖案。 有一位身著希臘古裝的女子,手持豎琴正在演奏。 背景是冉冉升起的太陽,在海天相連的遠處,有一只海鳥高高地飛向天空,呈現出蓬勃的氣息,象征著本書將外國文學藝術傳播到中國的雄心。 《外國小說集》的書名是魯迅的同學陳師曾用篆書寫的。 與畫面上的豎琴和古裝女子相得益彰,也與書中的古奧譯文一致。 封面設計得很好,應該能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 不過,這本書的內容有點超前了。 當時大多數讀者還停留在傳奇故事中,所以這本書賣得并不好。
《外國小說集》
五四以后,魯迅出版書籍時,常常自己設計封面,有時請別人設計,他自己也會提出要求。
《吶喊》的封面是他自己設計的。 它有一個深紅色的背景和一個長方形的黑色塊,里面刻著書名和作者的名字。 可謂是端莊大方。 《熱風》和《華蓋集》的封面也是他設計的,書名印在紙的背景上,樸實無華——《華蓋集續集》是根據《華蓋集》原版封面設計的。 ,帶有斜蓋。 它有一個“延續”印章,也是非常獨特的。 《流浪》的封面由青年畫家陶元慶設計。 它采用橙紅色的背景,描繪了三個人坐在椅子上看日落,寓意深刻。 魯迅讀后非常滿意,并給藝術家寫信說:“《流浪》的寫作確實很有力量,讓人讀后感動。” (1926 年 10 月 29 日的信)
魯迅從不要求名家畫封面、寫書名來推銷自己、抬高自己的面子,但他卻經常請他所欣賞的青年書畫家畫畫、寫書名,以做出一些好的封面。 他看重的是藝術,而不是名譽。 有些畫家后來成名了,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比如陳師曾后來成為中國現代繪畫史上的重要人物。 然而,當魯迅請他寫出《外國小說集》的書名時,他卻依然默默無聞。 后來,當他被請寫《會稽縣舊書集》為題時,雖然他已經名聲大噪,但魯迅只把他當作老朋友。 1916年6月2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早上,明波先生來找人寫壽聯,帶到部里去抓陳師曾,寫下來送去。” “俘”字表達了他們的親密關系。
陶元慶是浙江青年畫家。 他剛到北京畫畫,通過許欽文的介紹結識了魯迅。 魯迅非常欣賞他的畫風,評論道:“在那些陰郁埋藏的作品中,作者個人的主觀性和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尤其可以看出他在筆觸、色彩和趣味方面的努力和經驗。” 而且作者擅長中國畫,所以內在的東方情調自然而然地從作品中滲透出來,融入一種特殊的精神,但并非有意為之。”(《陶元慶西洋畫展圖錄《序言》),所以我經常請他設計封面,或者用他完成的畫來制作封面。
右起:錢君濤、潘天壽、吳剛、陶元慶、陳小空、秦雪清、戴望舒,坐的是王滿之
魯迅首先請他為自己正在翻譯的《抑郁的象征》畫封面。 陶元慶畫的是一個半裸的女人,頭發披散,嘴唇鮮紅,舔著發夾的尖端。 其構圖獨特,魯迅欣然采納。 后來,他又用自己的《大紅袍》持劍女子畫作為徐勤文的小說集《故鄉》的封面畫。 效果非常好,行家看到了,都贊不絕口。 然后就有了登上《流浪》封面的邀請。 魯迅曾向畫家傳達過一位學者的意見:“這里有一個德國人,名叫埃克,是研究美學的。一個學生給他看了《故鄉》和《流浪》的封面,他同意了。《故鄉》是一把劍。很好,但是椅背和座位上的圓形線條與整幅畫有點不協調。” (1926年11月22日致陶元慶的信)
魯迅不僅經常請陶元慶為自己的作品設計封面,而且除了《憂郁的象征》《流浪》之外,還有《墳墓》《朝花夕拾》《珍藏》 《唐宋傳奇》等,而他常編的書也請陶元慶畫書。 1926年10月29日,他在給陶元慶的信中說:“有很多人要你給他們畫一封信,請我轉達,我不好意思索要,所以壓抑了。”另一方面,我想,兄弟,如果可以的話,我當然也希望把它們畫出來,現在都列出來了:……”除了魯迅自己的作品《墳墓》之外,甘氏的小說《卷谷》和李霽野翻譯的安德烈夫的戲劇也列在其中。 《黑面具》和董秋芳翻譯的俄羅斯小說《自由的波濤》都是魯迅主編的《五和系列》和《未名系列》中的作品。 魯迅在信的最后說:“一開始就有這么多,連我自己都覺得太多了。” 但有時,他也會向他索要其他出版物的封面畫,比如1926年7月27日的信:“《神鐘》的尺寸與所附紙張相同,他們想在8月出版” 10號,我可以先給它拍張照片嗎?”
魯迅對封面設計常常有自己的要求,但他尊重畫家的意見,并不固執。 例如,對于《墳墓》的封面設計,魯迅的原意是“只要是裝飾,與‘墳墓’的意思無關”,但陶元慶畫的封面上居然有兩個墳墓,這就點出了書名。 。 魯迅看了,覺得很好,就收下了。 有時,他自己已經設計好了封面,但如果藝術家的設計更好,他就會使用藝術家的設計。 例如,他曾設計過《朝花夕采》的封面,沒有插圖,只有簡單的文字排列:《未名新刊/朝花夕采十朵/魯迅/北京未名出版社出版》 /1927”,后來陶元慶為他畫了一幅封面畫:畫中女子手持無花枝,走過花園涼亭,頗有意味。 后來出版的《朝暮采花》多次使用了這幅封面畫。
由于尊重封面畫家的作品,也為了書籍裝幀的美觀,魯迅非常重視封面畫的印刷效果,常常受到印刷變形的困擾。 例如:1926年10月29日致李季野新云:“我想不出《墳墓》的封面畫,今天我委托陶元慶君寫畫,他也委托他畫《黑面具人》”最近寫到他有點難說話,因為有時他畫的畫印刷得不好,這次《流浪》在上海重印,顏色都錯了,在他看來,就像有人。 else 修改了我們的文章,使其變得不合理。“為了打印好封面圖片,有時需要額外打印。 例如:《抑郁的象征》在北新書店重印時,由于北新印刷條件差,封面圖交給財政部印刷局印刷; 《墳墓》由未名出版社出版,但封面圖委托徐勤文再印,魯迅于1926年11月28日寫信給魏素源:“此畫為三色,他印刷經驗較豐富。”我想我可以請他聯系景華來校對這幅畫。” 我也強烈反對一些年輕人不懂得尊重畫家的做法。 例如,他在1926年11月22日給陶元慶的信中寫道:“未名社以學會的名義委托這幅畫,而且這幅畫必須在幾天之內完成,我認為實在不合適。”他們是學文學藝術的,應該知道這個道理,可惜事情還是這樣。”
1926年陶元慶魯迅肖像
陶元慶為魯迅創作了多幅封面畫。 有時他被指定為某本書作畫,有時畫完成后,魯迅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安排。 1926年初,陶元慶為《芒園》雜志制作封面畫,仿漢魏碑石上的肖像畫。 這很奇怪。 不過,魯迅也有印刷成本的考慮,于是他回信說:“因為《莽原》這本書便宜。”廉,用二色版是我力不從心的。 我認為這本最適合寫一本有關中國的書。”“我想保留它以作其他寫作之用。”(1926年2月27日致陶元慶的信)
次年,他編著的《唐宋傳奇集》出版,該書的封面就使用了這幅畫。 古色古香,與內容非常匹配。 1926年10月29日,他在給陶元慶的信中補充道:“我今天收到了二十四日的信,我知道它又是為我寫的,我很感激。但在我離開之前,我又寫了一封信。”我把一份武士的作品給了小風,讓他制版,印成《青春的夢想》的封面,不知道印出來了沒有。你給我畫的可以用在其他書中嗎?”
魯迅和陶元慶合作得很好。 不幸的是,陶元慶于1929年英年早逝,時年37歲。此后,魯迅作品和出版物的封面大多由他設計。 魯迅具有很高的設計天賦。 民國初年,他與徐壽昌、錢道孫設計了國徽。 它有龍,有鳳,有金秋。 畫面雖然簡單,但寓意深刻。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后。 魯迅請魯迅為北京大學設計校徽。 魯迅將“北大”二字設計成一個人背著兩個人,形成三人成群的形象,既象征“脊梁”,又具有“啟蒙”之意。 此校徽至今仍為北京大學使用。
魯迅的封面設計的特點是象征性與寓言性的結合。 注重給讀者一種美感,并不直接展示書本的全部內容。 我對那些政治宣傳的圖像特別反感。 1927年初魯迅到達廣州時,正值國民革命的高潮,一切看起來都是革命性的。 有一次,他偶然在街上,走進了鼎步書店。 他偶然看到一疊《這樣做》,就拿起一本。 這是一本封面有年輕士兵騎馬照片的期刊。 魯迅說:“我一直有一個偏見,凡是有軍人、農民、拿著鋤頭的工人圖片的刊物,我都不會看,因為我總懷疑它們是宣傳品。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結果是易卜生等人的有點宣傳味道的作品,我并不反感,但我對那些先在標題中帶有“宣傳”二字,然后引發爭議的文學藝術作品并不反感。的地方,那種無法直咽的樣子,就和羅念教經時一樣。” 這次,只是因為報紙說這本雜志的出版與他南下有關,他“不再害怕了,馬背上寫的英雄買了”。(《如何寫作》)一些左翼青年還把馬克思的形象印在封面上,遭到魯迅的強烈反對。
魯迅自己的書封面從來沒有這種宣傳色彩。 一些直接批評現實政治的文章被編成封面非常簡單的書,比如《偽自由》、《準浪漫》、《花邊文學》。 它們都有白底黑字或紅字標題。 《花邊文學》在書名上添加了花邊,以傳達書名的含義。
另一方面,魯迅并不欣賞過于商業化的封面設計,比如《良友》那種金碧輝煌、氣勢磅礴的封面設計。 魯迅晚年為良友書局編選了《蘇聯版畫集》。 樣書送來后,他給編輯趙家碧回信說:“在目前中國出版業的形勢下,我認為印刷和裝訂都很優秀……但文筆的精彩并不是壞事。” (1936年7月7日信)“榮華”是商人所追求的,也是世俗人所喜歡的。 但它不適合文化書籍,所以魯迅并不欣賞。 但這次的使用也表明了他對蘇聯版畫的珍惜,這在當時并不容易,所以他接受了。
他自己編輯出版的專輯封面設計都非常簡單。 例如《引玉集》只將畫家姓名排列成一個格子; 《化成·珂勒惠支版畫選》采用線裝訂方式,藍色封面上貼著一張染白紙,上面寫著書名。 并有“1936年上海三賢書店印”字樣; 《北平劍鋪》內容很多,裝在一個信箱里,古色古香。 他與徐廣平的書信集《兩地書》是他們的情書,但沒有華麗的裝飾。 封面上只有幾行簡單的字:“魯迅與景松通信/兩地書/上海青光書店出版/1933”,書脊上寫著“風景與宋朝:兩地書” : 魯迅”。 當然,內容只是關于思想、文化、生活,并沒有鴛鴦蝴蝶那樣的浪漫氣息。
總之,書籍是文化的載體。 它們不同于政治宣傳和商業運作,文化應該是優先的。 魯迅的封面設計注重審美,給讀者美的享受,提升人們在審美上的精神境界,引導讀者閱讀全書。
書籍裝幀當然不限于封面圖片,它涉及整本書的設計和布局。
中國古籍比較珍貴。 不僅頁眉寬,行距也大,而且印刷紙質好,閱讀起來非常舒服。 雖然外國書的裝訂與中國書不同,但好書的版式也很寬松。想看點帶顏色的書,能激發閱讀的樂趣。 然而民國以后的出版業,為了節省出版成本,出版業往往人頭攢動,讓人看著不舒服。 魯迅曾對此進行過嚴厲批評。 他在《突然的想法·2》中說道:
“我對書籍的形式有一個偏見,就是總喜歡在書的開頭和每個標題的前后留一些空白,所以在打印的時候,我一定要明確注明。但是當它排序的時候發出來的時候,通常是一篇文章,而且章節很緊湊,看其他書也是如此貝語網校,大多數行都非常緊湊。”
“比較好的中西書籍,每本書的正面和背面總是有一兩頁空白頁,上下頁眉也很寬。但最近中國印刷的新書大多沒有副頁,而且標題很短,如果你想寫一些意見或者其他什么,當你打開這本書時,你會發現它充滿了濃濃的油味。讓人有一種壓迫感和尷尬感,沒有什么特別的“讀書的樂趣”,感覺生活好像沒有什么“剩”和“沒有余地”。
“或許這就是所謂的樸素。但樸素是‘庸俗’的開始,精力充沛,不惜物質資源。現在又回歸庸俗,樸素的精神已經喪失,只能算是敗壞就是人們常說的“簡單化”。在這種“不留余地”的氛圍中,人的精神恐怕會受到擠壓。
他認為排版質量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民族精神的體現。 推而廣之,這種挫敗的心理狀態也體現在文章的敘事風格上。 魯迅接著說:“一般談論學術文藝的外國書籍,往往會夾雜一些八卦或笑話,為文章增添活力,使讀者感到格外有興趣,不易感到厭倦。翻譯把這些刪掉,干脆把他帶回到課本上,這就像一個人砍掉了枝葉,只留下了花,但花枝的生命力卻熄滅了。或者如果你不自覺地抱有一種不留任何余地的想法,你可能不得不擔心這個民族的未來,雖然上述兩件事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們是時代精神的一個終結,所以我們可以。也可以類比其他事物,比如現在的器物輕便馬虎(世人誤以為它是靈活的),施工偷工減料,做事敷衍,不求“好看”或“持久”。 ,這一切都源于同一個原因。 我覺得還可以。”
由于書籍的版式如此重要,在出版書籍時,他常常自己設計字體和版式,并向出版商提出相應的要求。 例如,《墳墓》是未名出版社出版的。 1926年11月13日,魯迅將《寫在墳墓后面》一文寄給魏素源時,在信中附上了一張紙,具體說明了文章的格式:
從這個附件中,我們可以看出魯迅對格式的深思熟慮和嚴格要求。 他有時也會對書籍所用的紙張提出要求,特別是在印刷畫冊時。
魯迅從小就喜歡有圖畫的書籍,所以他開始寫作之后,也非常注重書籍的插圖。 他說:“書籍插圖的初衷是為了裝飾書籍,增加讀者的興趣,但它們的力量可以補充文字所不能做到的,所以它們也是一種宣傳海報。” (《為“漫畫圖片”辯護》)他還說:“插圖總是受歡迎的。 記得十九世紀末,《聊齋志異》圖鑒版出版,很多人買來讀。 他們非常高興。 而有些孩子是因為圖片才看文章的,所以我覺得插圖不僅有趣,而且有用; 但出版商并不認可,因為他們認為價格昂貴,所以很少有歷史小說插圖版(慧文堂出版)對它們很重視,這有助于它們賣得很多。 而我們的“新文學家”卻不重視”(1935年5月22日致孟石的信)
為了推廣書籍插圖,魯迅引進了許多國外的插圖集。 《一源朝話》擬定書目中,有幾卷是插圖集,如《法國插圖選》、《英國插圖選》、《俄羅斯插圖選》等。 盡管由于財務原因這些卷尚未出版,但它們已經出版了。 《奧古紅兒畫選》是一本詩畫集,也是一種插圖; 而《比爾茲利繪畫精選》則是插圖精選。 魯迅出版這兩本書的目的雖然是為了揭露葉凌風,但他對葉凌風的藝術成就還是持肯定態度的。 正如所說:“作為一位純粹的裝飾藝術家,比爾茲利是無與倫比的。” 隨后出版的《明圖梅菲爾德木刻》和《死魂百圖》也是小說插圖。 他還建議鄭振鐸編印明代小說、傳說的插圖,也是為了推動插圖創作。
《比爾茲利畫作選》,粗版
出版《朝花夕采》時,魯迅為了給《后記》找插圖,請了很多人搜集資料,從中記錄了兩張“曹娥投河尋父尸”的畫面。 、老賴子三圖、閻王十宮像和生、無常、死像分。 不過,書中的生命和無常與魯迅記憶中的不同,所以他自己畫了一個,比記錄的鬼魂更生動。 當他出版《毀滅》和《鐵流》時,他就盡力尋找與它們相匹配的著名藝術家的插圖。 例如,《毀滅》配備了六幅插圖和三色版的作者肖像; 《鐵流》配有作者的地圖和照片。 書中有三色肖像一張、字跡一張、主人公照片兩張、三色《鐵流圖》一張。 魯迅聽說版畫大師皮斯卡列夫畫過《鐵流》,就請翻譯家曹景華去找。 終于,他找到了,但譯文已經印出來并定稿了。 魯迅還編撰了《鐵流圖解》并編寫了它。 它與小說的翻譯一起出版,但不幸毀于“1月28日”戰爭。
魯迅還有一個印書的愛好,就是喜歡毛邊的書,他自稱是“毛邊黨”。 他的第一本自行出版的書《外國小說集》很粗糙。 《略例》第二條曰:“裝訂新式,三邊原狀,不剪,故雖讀數遍,無染污。” 后來,他在北京新書店出書時,還特意囑咐李曉峰,他的書一定要印刷毛邊。 但過了一段時間,就沒有效果了。 魯迅說,給他的樣書確實是毛邊的,但他到書店一看,都是干凈的,沒有毛毛的。
《外國小說集》的大致內容
李曉峰為什么要遵守法律? 因為讀者不習慣。
粗邊版本適合藏書愛好者,他們喜歡慢慢閱讀并剪下一頁。 而且書看多了,難免會有指紋、汗漬。 如果你讀完之后把毛邊書的邊緣剪掉,它就會像新買的一樣干凈。 但當今世界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想看點帶顏色的書,能以這種方式享受閱讀的人并不多。 大多數人讀書總是匆匆忙忙,經不起剪裁的麻煩。 毛邊不能過,這也是市場需求決定的。 路潯再也堅持不下去了。 但天地頭留寬,字排列松散,卻又堅持了下來。 但這僅限于魯迅本人的作品。 其他作品仍遵循商業規律。 后來行政命令介入,已非學者所能掌控。
但書籍裝幀既然是文化領域的事情,就必須按照審美要求去做,更何況它還體現了民族精神!
2019午夜藍文學周歷x詩歌主題周邊現已上線
最迷人的午夜藍,
這是一個被自己親手撕下的文學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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